在對待日寇誘降的問題上，蔣介石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既想投降，又不敢走得太遠，害怕?lián)敐h奸賣國的罪名，招致群起而攻之，摧毀他的統(tǒng)治。

所以，當陶德曼將日本的苛刻條件送來時，他不敢答應，因為他認為：“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國政府是會被輿論的浪潮沖倒的。中國會發(fā)生革命?！比毡救吮扔魇Y介石騎著抗日、親日兩匹馬，形勢對他怎么有利就怎么表演，這是十分形象的，盧溝橋事變后，全國群情激憤，同仇敵愾，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高潮，此時，蔣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去干降日、賣國的勾當，而是說了不少慷慨激昂的話，諸如“反對妥協(xié)、反對投降”;“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只有拚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后的勝利”等，這些話在當時的客觀效果上，確實有一定的號召力。

所以，抗戰(zhàn)初期的形勢是好的，國民黨軍隊作戰(zhàn)是比較努力的，可是，在戰(zhàn)局連續(xù)出現(xiàn)不利的情況下，他便迅速滑向動搖和妥協(xié)，企圖尋求外交途徑，盡快結(jié)束戰(zhàn)爭，于是，又跨上了親日之“馬”，奔向投降之路。但是，蔣介石同汪精衛(wèi)又有很大區(qū)別，汪精衛(wèi)是赤裸裸地徹底投降，而蔣介石則是有條件地、“偷偷摸摸地追求他的目標”，蔣介石曾再三告誡部下，政治就是秘密，秘密以外無政治，政治家左手做的事，右手不必知道，因此，日蔣之間的多次會談始終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不敢露一點風聲。

之所以如此，蔣介石主要有三怕：一怕國民黨內(nèi)部的潛在對手借題發(fā)揮，趕蔣下臺;二怕日本誘降條件過苛，萬一談不成，對方亮他的相;三怕中國共產(chǎn)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反對，擔心會爆發(fā)革命，這是最根本的一條。

上述情況，使蔣介石在對待誘降的問題上，容易首鼠兩端、猶豫不決，深恐授人以柄，引火燒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一點問題：南京失陷后，日寇提出更苛刻的條件，當時兼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雖然愿意“談和”，但又感到風險太大，在此情況下，一向嗜權(quán)如命的蔣介石，情愿將行政院長一職交出，也不愿承擔“主和”的責任。

于是，1938年元旦由孔祥熙和張群擔任行政院的正副院長，主持“議和”一事，因此，鑒于抗日戰(zhàn)爭中復雜的歷史環(huán)境和蔣介石的矛盾心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他的投降步伐，使之不敢走得太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