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光庸是杭城聞人，19世紀中后期國內資產最富的民營企業(yè)家，同時也是浙江在全國知名度最大的人物。不過杭州人一般都愛稱他的字號叫他胡雪巖。此人身世頗富傳奇色彩，尤其發(fā)家過程，更被當今大大小小的財富專家引為經典個案。胸襟、氣度、手段、忍耐力，這四樣東西，再加上他天生的商業(yè)頭腦，可謂一生商戰(zhàn)所向披靡的立身之本。想想也是，一個年輕時名不見經傳的錢莊小伙計，因偶然在茶館喝茶認識了一個叫王有齡的候補副縣級干部，就不惜挪用公款五百兩下血本投資，相當于在股市最低迷時敢于大膽入市，以地板價抄到一只日后漲了幾十倍的大牛股。這樣的膽量、眼光，試問現(xiàn)在又有幾人能做到？

晚清作家汪康年所著《莊諧選錄》對整件事的過程是這樣記載的：“胡為某錢店司會計，有李中丞者，時以某官候補于浙，落拓不得志。一日詣其店，眾慢不為禮，胡獨殷勤備至，且假以私財，某感之。誓有以報。迨后揚歷封疆，開府浙江，甫到任，即下檄各縣曰：‘凡解糧餉者必由胡某匯兌，否則不納。’眾微知其故，于是錢糧上兌，無不托諸胡，胡遂以是致富?！蓖籼峁┑募毠?jié)生動而具體，向為胡的傳記作家們所珍愛，但其中有一人的姓被他搞錯，筆記里說的李中丞，其實就是后來擔任浙江糧臺、浙江巡撫的王有齡。

幾年后胡再次出手，以兩萬銀子加愛妾阿巧的代價，投資卸職在家的前浙江藩司(即布政使，負責一省人事、財政的副省長)何桂清，讓他去北京跑官，爭取成為下一屆浙江巡撫人選，使的也是這種見跌抄底的手法。這姓何的也是好樣的，既惑于金錢美色的刺激，又感于胡的情義，經過在朝廷的一番上下活動打點，果然如遂其愿，順利出任巡撫一職，相當于當上了浙江省的省長，后來讓胡再次賺了個缽滿盆溢。

稍后，對同樣出現(xiàn)在他生活里、先后擔任過浙江藩司的麟桂、蔣益澧等人，他的投資方式似乎有所變化。對這些走馬燈般來去頻繁的本省現(xiàn)職高官，胡基本是以買績優(yōu)股的心態(tài)跟他們打交道的。付出的價格雖高，但由于質地佳，業(yè)績好，不管什么時候買入，總能保證自己有賺。比如借給麟桂的那二萬兩銀子，換取的是胡的阜康錢莊獲戶部表彰，被中央政府任命為浙江省獨家代理銀行，外加其時打得正急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中清軍江南大營的軍費匯兌全由他代理的天大好處。而接任的湘軍大將蔣益澧，可能因聽說過一些傳聞，上任伊始本存了治他一下的念頭。但胡一見面就是大手筆，從腰包里掏出十萬兩銀票奉上，說要代表飽受戰(zhàn)爭之苦的杭州人民慰問大軍，使得蔣非但下不了手，還立刻把浙江省財政廳每年的收入都交給他打理。

另外，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可能也是胡長期持有的一只績優(yōu)股，至少兩人之間的關系，應該比我們現(xiàn)在所了解的要深。因為后來胡的商業(yè)巨艦沉沒之時，舉國震驚，朝廷下旨嚴辦，落井下石者比比皆是。此時站出來為他上本，在慈禧面前說好話、極力周旋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他的上司左宗棠，另一個非常奇怪的就是曾國荃。我們知道，左宗棠系他死黨，兩人之間鐵得就像左手跟右手，再怎么做都好理解，而曾某跟他的交情一向不見記載，連高陽的巨著《紅頂商人》里也幾乎沒有片言只字涉及。此時曾表現(xiàn)出來的俠義，難免有些讓人吃驚和意外了。

我們終于說到左宗棠了，此人不僅是胡一生結交的最大高官，同時也是他唯一肝膽相照、不計功利的朋友。當然，以在商言商的角度而論，最初胡跟他打交道，恐怕也未能免俗。也就是說，在胡的眼里，同治初年出任浙江巡撫的左宗棠，應該也是一只股票，只不過是所有股票里價格最高，成長性最好，因而也最值得投資的一只罷了。兩人的過命交情，是在后來的密切交往中逐漸培養(yǎng)起來的。對左而言，作為一名杰出的軍事統(tǒng)帥，生平最讓他煩心的，就是必須騰出一半精力去處理那些打仗以外雜七雜八的事情，現(xiàn)在有了神通廣大的胡，就好辦了，一切都可以交給他去搞定。

反過來也一樣，在遇見左以前，胡資產實力再雄厚，生意場上名氣鬧得再大，卻不過是普通鄉(xiāng)紳，如果戶口所在地仁和縣的縣太爺想要威風一下的話，可以隨便讓他下跪磕頭。仰仗左的提攜照拂，此后不僅獲得從二品候補布政使的顯赫政治身份，賞穿黃馬褂，賜一品頂戴，全家跟著風光不說，連身邊的管家也被朝廷賜予六品官爵，相當于現(xiàn)在的副廳級了。因此，兩人的結合，完全符合經濟學上的互補定理，具有相當穩(wěn)固的現(xiàn)實基礎。

一個出身貧寒、連小學可能都沒畢業(yè)，月薪四兩的錢莊跑街學徒，通過做生意交朋友，現(xiàn)在不僅富可敵國，居然還成了國家副部級的后備干部，以光緒初年身價最高時總資產兩千多萬兩白銀計，起碼有一半以上是在結識左宗棠以后賺到的。從最初辦糧餉、辦西征軍需，到稍后在福建代辦海備，籌建南洋艦隊，再到后來包攬進口武器生意、全權代理國際貸款業(yè)務，每一項的進賬，恐怕都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

以同治六年(1867)至光緒七年(1881)前后六次向外商借款為例，累計總金額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年利率一分五厘六到九厘五不等。按當時通行的一頭吃外商回扣，一頭吃利差的兩吃法，其中代理商的利潤大約在六百萬兩左右。這是何等驚人的數(shù)字！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知悉此事后，曾在當天日記里寫道：“胡雪巖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報一分五厘。奸商謀利，病民蠹國，雖籍沒其資財，科以漢奸之罪，殆不為枉?！?/p>

左宗棠胡雪巖兩人最后關系鐵到什么樣？我們可以再來舉一個例子。同治十三年胡在代理湘軍采購德國水雷一事中，每顆六兩買進，賣出價是每顆三百兩，私下提高了整整五十倍。左在知悉此事后只是壓了壓價，壓到了每顆二百四十兩。后派人去海外了解到真實價格，怕事情萬一泄密將引發(fā)禍端，才臨時決定取消這筆訂單。但始終給胡面子，不跟他說破此事，依然像以往那樣給予絕對的信任。胡方面呢？自然也不含糊。左宗棠最后一次籌辦南洋防備、招募六千湖南鄉(xiāng)勇，急需胡提供五十萬兩銀子用于練兵，實際上已是退休前一年的事了。也就是說，當時幾乎任何人都能看出，左作為一只連漲了幾十年的大牛股，即將面臨退市。而作為股市高手的胡雪巖，又焉能瞧不清楚這一點！但他當時不顧自己頭寸緊張，毫不猶豫就一口答應下來。一般學者都把胡金融帝國的塌陷歸于他在生絲囤積上的失敗，但實際上推倒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的，卻是阜康錢莊因商業(yè)對手謠言導致的擠兌。如果不是把手頭可以調動的款子都給了左宗棠，這場風波幾乎完全可以化險為夷，甚至不會有發(fā)生的可能。

一個是恩寵特加，一個是士為知己者死。作為國家重臣的左宗棠和作為民營巨商的胡雪巖，用他們二十余年的赤誠相交演繹的，是一個類似管鮑之交那樣的俠義傳奇，還是傳統(tǒng)的官商勾結、利益分享的落套故事？這或許取決于我們從何種角度去認識。事實上，胡在面臨破產的生死關頭，唯一想到有可能施與援手的人就是左宗棠，他趕緊向當時正在福建馬尾跟法軍作戰(zhàn)的左拍去加急電報求救，但在上海電報局被左的政敵李鴻章親信盛宣懷扣留。而事后左在得知慈禧欲重治已擁有不法商人新身份的胡時，不顧年老病重，立刻上書朝廷，盡最大努力周旋庇護。兩人的友情后來甚至超越人間紅塵、延續(xù)到了地下，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建，僅兩個月后的11月上旬，在杭州的胡雪巖就迫不急待追隨他的恩公郁郁而去。這一天，距朝廷正式下旨，對他進行革職查抄、嚴加治罪，尚未滿一周。

生前風光無限，華屋巨室，妻妾滿堂，個人資產總值可達國家年財政收入40%的胡光庸，臨終那一刻的情景，據(jù)當時知情人目擊可謂相當凄慘，不過“一豆青燈，七尺銅棺”而已。由于此前已有消息說可能會被抄家，出于自保，身邊家眷子女已被他全都驅散。只有一位忠誠的老仆始終陪伴著他，并于身后將他的棺木葬在杭州西郊鷺鶿嶺下的亂石堆中，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被人偶然發(fā)現(xiàn)。包括他耗資近百萬建起的胡氏豪宅和胡慶余堂，前者死后僅以一萬元的價格抵給他人，后者甚至在身前的經濟危機中就已變賣還債。我們現(xiàn)在有幸看到的，是本世紀初杭州市投資近三千萬元對之重新修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