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1月11日，躲避英法聯(lián)軍逃到熱河、一病不起的咸豐帝，批準了恭親王奕會同軍機大臣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設立總理衙門，“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在圓明園被付之一炬、老大帝國面臨危急存亡之際，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終于千呼萬喚始出來。

在奕、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中堅人物看來，富國強兵乃是洋務運動的核心目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結(jié)束后，李鴻章寫給曾國藩的信中提到：“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為恥”。于是，這些手握軍權(quán)和財權(quán)的洋務派大員們把強國的希望寄托在練兵、制器之上。

1865年9月20日，李鴻章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制造總局，這是清政府開設的規(guī)模最大的近代軍工企業(yè)。據(jù)有關(guān)資料記載，從1867年到1893年的20多年間，江南制造局共制造輪船8艘，各類槍約5萬余支，各種炮270尊，水雷500余個，建立了中國最早的近代化煉鋼廠，增強了國防力量，培養(yǎng)并造就了一批技術(shù)人才。

由于辦理洋務需要精通外語的人才，京師同文館也應運而生。1862年，同治帝批準創(chuàng)建京師同文館，成為清末最早的洋務學堂。起初只有英文館，后來增加了法文館和俄文館。隨著工業(yè)水平的提高，對各學科人才的需求也越來越大。不久，同文館又增設了天文館、化學館、物理館以及醫(yī)學、制造編繪各館。

軍事工業(yè)的發(fā)展，深受經(jīng)費短缺的困擾。19世紀70年代后，洋務派在“求強”的同時，也開始興辦冶煉、紡織、航運、鐵路等諸多民用企業(yè)，尋找“求富”之路。官督商辦的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等企業(yè)紛紛建立。

隨著西方列強在北京設立大使館，各國使節(jié)、商賈、冒險家也帶著北京人從未見識過的洋玩意兒來到北京?！把蟛肌?、“洋火”、“洋卷煙兒”成為街頭巷尾商鋪里熱銷的商品。拉洋片，則成為當時北京街頭備受歡迎的一種表演。北京城里商業(yè)繁榮，百業(yè)興旺。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也年年攀升。危如累卵的大清國，竟在洋務運動的推動下，出現(xiàn)了一派中興氣象，以至于曾國藩在奏折中把這一景象稱為“同光中興”。

1867年至1872年，蘇格蘭攝影師約翰·湯姆遜(JohnThomson)正在中國游歷。他用手中的照相機記錄了當時正在變革中的大清朝，其中在北京拍攝的一組照片給人印象尤為深刻。他不僅用鏡頭記錄下北京這個古典都城的典雅與靜謐，也記錄下普通北京百姓面對洋玩意兒時的新奇與熱情;他不僅記錄下了主持洋務運動的朝廷大員的精神氣質(zhì)，也記錄了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態(tài)。在他的鏡頭中，不僅有生活精致的中上層人士，也有衣不遮體的街頭乞丐。他鏡頭下的北京，生動、立體，既不虛美，也不隱惡。人們既可以看到一個變革的時代，也能看到“中興”背后那些不堪的現(xiàn)實。

所謂“同光中興”，只是一個老病帝國的回光返照。1894年，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大清國被一向蔑視的蕞爾小邦日本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中興”夢碎，等待它的是一場疾風暴雨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