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布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第一個給日本人送情報的漢奸潘毓桂

據抗戰(zhàn)史學家經盛鴻等人的研究，“七七”盧溝橋事變前，中國軍隊已經喪失最佳布防時機。雖然當時的中國軍隊指揮官宋哲元意識到北平南大門南苑的重要性，但部隊尚未展開。趙登禹所率29軍132師受命急赴南苑進駐，但主力尚在涿州。

雖然如此，以中方戰(zhàn)場指揮官趙登禹與佟麟閣等人的素養(yǎng)，日軍想一舉突入，并非易事。唯一讓人心存隱憂的是中國軍隊中的學兵團——這些人嚴格來說還是青年學生，在戰(zhàn)場上，他們就是中國軍隊的短板。

戰(zhàn)斗打響后，日軍炮火直接瀉向了學兵團防區(qū)。很快，日軍突入陣地，雙方展開白刃戰(zhàn)，近千名學生與日軍肉搏，很快倒在刺刀之下。中國軍隊的增援路線也被日軍切斷，增援部隊全數殉國。

戰(zhàn)后多方證據顯示，出賣情報的，是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潘毓桂。戰(zhàn)前，日軍找到他，并通過他將日軍進攻信息透露給29軍，原想嚇退中國軍隊，未想在預定攻擊地點遭遇拼死抵抗。

潘毓桂擔心自己把“傳話”的事情辦砸了，會遭到日軍報復，便把29軍軍事會議上中方布防情況，送到了日軍司令部。故有佟麟閣、趙登禹率部撤退至大紅門被伏擊殉國之事。

“十分歡喜”

當時，日方意識到中國民眾“覺悟程度高、民族意識強烈”，必須“以華制華”。這就需要代理人。1937年7月底，華北各地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維持會”組織，但胃口變大的日軍覺得，維持會已經不足以適應侵華戰(zhàn)爭的需要，建立統一的華北偽政權成為其必然選擇。

最初日軍屬意于曹錕、靳云鵬、吳佩孚、曹汝霖四人中的一人，出任政府首腦。因這四人在華北軍政界有較大的影響和潛勢力，與南京國民政府又都無歷史淵源。但曹錕直接拒絕了，靳云鵬說要“禮佛”，曹汝霖說老母年事已高，而吳佩孚出山組織政府的條件則是“日本退兵”。于是“二流政客”王克敏進入日軍視線。此人曾留學日本，且三度出任直系軍閥政府的財政總長。早在1935年華北危機之時，王克敏就已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要員。1937年，王克敏在家里接待了日軍代表，對方稱希望他能出任偽華北臨時 政 府 主席，有史料記載稱，王聽后 “心中十分歡喜，一口答應”。不久，日方又說動董康、湯爾和、朱深、王揖唐、齊燮元等人下水。1937年12月14日，亦即日軍攻陷南京的第二天，以王克敏為首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掛牌成立。

你爭我搶

在偽政府內，大小漢奸為了利益你爭我搶。當時，王克敏拉了原北洋政客王揖唐下水，并想委任其為“內政部”總長。但王揖唐說，災區(qū)要救濟，應設置救濟部，自己擔任總長。 “救濟部”總長可以借救災之名中飽私囊，王克敏拒絕了這個要求，二人吵了起來。爭執(zhí)的結果是，在偽政府原擬設置的行政、治安、教育、司法四部之外設置一個賑濟部。這在當時的全球“政府”中，恐怕也是罕見的部門架構。

漢奸們不僅爭位置，還爭相對日方諂媚。 1940年，王揖唐就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他自稱“外臣”，特意寫了詩感謝日本天皇，而在給日本天皇的表文中，他用了一連串的“感激、感銘、感謝”之語，因得綽號“王三感”。

日軍侵華戰(zhàn)爭期間，漢奸們積極維持“治安”，還協助日方掠奪中國資源。王揖唐當政時期，偽政權與日本共同設立的 “日華經濟委員會”，幾乎控制了華北絕大多數行業(yè)產業(yè)。研究顯示，該“委員會”掠奪的物資“取得了超出預算數量的成績”。

難逃一死

1945年10月6日，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行營主任李宗仁，通知當時的軍統局局長戴笠逮捕華北高級漢奸。當日，戴笠即在北平設下酒宴，邀請北平各路大漢奸赴宴。戒備森嚴的宴席上，戴笠宣讀了逮捕名單，讀到王克敏時，正在漱口的王克敏直接癱在了沙發(fā)上，說：“這場禍是我惹出來的。 ”

王克敏，王揖唐，以及偽天津市長潘毓桂、偽河北省長榮臻等50余人被當場逮捕。

法院公審王揖唐時，他偽裝生病，一句話也不說，眼睛也不曾睜開。然而，在1948年9月被槍決前，恐懼萬分的王揖唐跪地大喊：“求蔣總統開恩??！ ”次月，王克敏在獄中趁獄警不注意，服毒自殺。潘毓桂則在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服刑，直至1961年病死在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