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慶齡寫給鄧廣殷的遺囑內(nèi)容是什么？在上海宋慶齡故居陳列館，宋慶齡給鄧廣殷的遺囑，被刻成了牌匾，靜靜地陳列著。大多數(shù)參觀者并不知曉這份遺囑曾密存于瑞士銀行保險箱中。

鄧廣殷是何許人也？為什么宋慶齡要把珍貴的藏書全部饋贈給他？上海宋慶齡基金會副秘書長沈海平撰文說：

在宋慶齡的全部私人財產(chǎn)中，藏書是最珍貴、最有價值的部分。宋慶齡一生喜歡讀書，因此，很多朋友贈書給她，她也喜歡收藏書。宋慶齡故居的這些書跟隨宋慶齡經(jīng)歷了漫長的歲月，其中有很多中外書籍今天已經(jīng)絕版了。僅在宋慶齡上海故居，就有藏書4900多冊，內(nèi)容涉及政治、經(jīng)濟、哲學、理論、文學、教育、宗教、科技等12大類。除中文外，還有英、法、日、德、俄、希臘、朝鮮、拉丁等17種文字。

鄧廣殷獲贈藏書絕非偶然

鄧廣殷出身世家，是香港鄧崇光置業(yè)有限公司董事長，全國政協(xié)第六、七、八、九屆委員，上海宋慶齡基金會理事，第14屆宋慶齡樟樹獎獲得者，也是保衛(wèi)中國同盟的領(lǐng)導(dǎo)人鄧文釗之子。

鄧家與廖家是親戚。鄧廣殷的母親何捷書是何香凝的侄女。其父鄧文釗早年讀書時曾與在香港避難的廖夢醒、廖承志姐弟共同生活過一段時間。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了八路軍辦事處，經(jīng)常約友人到鄧文釗家聚會，醞釀組建一個機構(gòu)，向抗日根據(jù)地延安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和醫(yī)療援助。此時的鄧文釗已從劍橋大學畢業(yè)，擔任華比銀行經(jīng)理。他以一腔愛國熱情，積極幫助廖承志在香港開展工作。廖承志就將鄧文釗作為可靠的同志推薦給宋慶齡，并在宋慶齡領(lǐng)導(dǎo)下一起創(chuàng)辦保衛(wèi)中國同盟(即今天的中國福利會)。宋慶齡任中央委員會主席，鄧文釗任中央委員兼司庫，從此成為宋慶齡至親的朋友。

鄧家與宋慶齡的友誼還表現(xiàn)在生活方面。新中國建立后直至改革開放前的很長時間里，物資供應(yīng)始終匱乏，特別是生活用品和藥品。鄧家父子通過香港渠道，源源不斷地向宋慶齡提供她所需要的物品。宋慶齡曾多次表示無法報答感激之情。

宋慶齡生前將鄧廣殷視為干兒子，從1971年起給鄧廣殷寫信，自1971年至1980年的十年時間，共給鄧廣殷寫了189封信，在信中親切地稱他為“BB”。

將遺囑密存瑞士銀行

1975年2月，鄧廣殷收到宋慶齡于1975年2月18日從北京寄來的一封短信。全信的內(nèi)容是這樣的：親愛的廣殷：我匆匆寫這幾行字是要告訴你，我們接到通知，現(xiàn)在到這個月底有一次6級左右的地震，中心在北京。你可以想像得出，每個人都很緊張。一些上海的朋友催我回上海的家，但是那樣會給這里的人民中間引起更大的恐慌，所以我還是留在這里，不管會發(fā)生什么。我已經(jīng)寫好了遺囑，但是我想單獨寫一張由你保管……

信中附了一份專門為鄧廣殷而寫的遺囑，用的是英文。遺囑內(nèi)容如下：“我的遺囑1975-2-18。萬一我遭遇不測，我決定將我北京和上?；春Ｂ?843號家中的所有藏書移交給恩斯特·鄧作紀念，以回報他對我的所有善意。宋慶齡北京”

鄧廣殷收到宋慶齡寄給他的遺囑后，認為事關(guān)重大，將其存入了瑞士銀行的保險箱中。

把全部藏書捐贈國家

1981年5月，鄧廣殷突然接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的緊急通知，讓他即刻趕往北京。到了北京，他才知道宋慶齡病危。鄧廣殷是香港唯一受邀趕往北京伺候在側(cè)的人。于是他每天去探視，直到5月29日宋慶齡去世。當年宋慶齡讓他勿將遺囑之事告訴他人，因此，直到追悼活動結(jié)束，他只字不提遺囑。國外來的親戚、朋友都走了，他也打算回香港。此時廖承志讓他不要走，再多住些日子。有一天，廖承志把鄧廣殷叫到家里，關(guān)上門，問他，有無宋慶齡的遺囑？

顯然，廖承志看到了宋慶齡留下的備份文件，即她處置自己遺產(chǎn)的一份意見。鄧廣殷答，有的。但他未帶在身上，也不準備出示遺囑。廖承志問鄧廣殷打算怎么辦？

由于鄧廣殷事先并無思想準備，便順口回答：“要不，捐給國家？”

廖承志馬上說：“好，你把這個意思寫下來。寫個捐贈報告?！?/p>

鄧廣殷表示自己不會寫，也不懂格式，要求廖承志幫忙代寫。于是，廖承志十分麻利地拿起筆紙，當場擬就一份草稿，很快，也很短。廖承志要求鄧廣殷依葫蘆畫瓢，馬上照抄一遍，并簽署名字。隨后，廖承志立即收起鄧廣殷簽過名字的捐贈報告，告訴鄧廣殷可以返回香港了。

鄧廣殷評價宋慶齡

我問鄧先生，是否將草稿或捐贈報告留下一份？

他說都沒有。當時這一切是在很短時間內(nèi)發(fā)生的，自己沒想很多，只記得草稿、捐贈報告等等都被廖承志收走了，什么也沒有留下。本能告訴他，宋慶齡家里這么多藏書，分別放在北京和上海，他根本帶不走，也無法搬回香港家里，捐給國家是最妥善的辦法。他至今都不認為自己捐出宋慶齡贈給他的藏書，有多么的了不起，也從未向國家和有關(guān)部門提出過任何要求，甚至至今沒有看到宋慶齡送給他的全部書籍。為此舉辦的捐贈儀式也是事后由時任中國福利會名譽主席的康克清主動提出，并且堅持安排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她認為，如果不這樣做，對鄧廣殷太不公平。

當我問及鄧先生當年收到宋慶齡給他的遺囑時心情如何？他滿懷深情地表示，宋慶齡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偉人！1975年，在接到宋慶齡那封關(guān)于遺囑的信時，他十分緊張，也十分感動！他被深深地震撼！不是為得到宋慶齡贈予的藏書，而是為宋慶齡在危難將至的緊急時刻，不慌、不亂，表現(xiàn)出的勇敢，以及始終與人民和老百姓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

至于宋慶齡給他的那份遺囑，鄧廣殷認為體現(xiàn)了宋慶齡對他的情誼和她的一貫為人，即從不忘記別人給過她的幫助，真誠地向每一位幫助過她、為她做過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事的人表示由衷的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