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在英文回憶中提到The Young China Party時，用的字眼是“join”(加入，投身)，如果這個The Young China Party就是興中會的早期英文名稱，那么，它顯然不是孫中山創(chuàng)辦的。種種跡象表明，鄭觀應很可能才是這一組織的創(chuàng)辦者。

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說，他于1893年在澳門知悉有一旨在改造中國的政治運動，其組織英文名稱為“Young China Party”;孫氏“投身為彼黨黨員”(Joining it)，同時還承認“Young China Party”的總部設在上海。這些自述文字，與“檀香山興中會是第一個革命團體”的定論嚴重背離。尋繹史料，只有一種解釋能符合孫中山的自述，那就是：鄭觀應才是興中會的創(chuàng)始人，孫中山在澳門加入興中會;鄭觀應定居上海后，將興中會總部設在上海。后來，鄭觀應退出了這個組織，由孫中山接續(xù)下去。

一個重大疑問

1897年，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說：“興中會之總部，設于上海。而會員用武之地，則定于廣州?！?The headquarters of the Young China Party was really in Shanghai， but the scene of action was to be laid in Canton。)對此，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也未看到學界先進作過合理解釋。

眾所周知，檀香山興中會成立于1894年11月，香港興中會則成立于1895年2月。兩個興中會的關系如何，未經(jīng)徹底研究。香港興中會章程稱：“本會名曰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頁22。)檀香山、香港兩會似是平行分會，然則“總會”何在？香港當日不在中國管治范圍，故“總會設在中國”，意味著不在香港;從《倫敦被難記》的措辭看，總會也不在廣州。那么，只有設在上海，才符合孫中山的夫子自道。

《檀香山興中會員及收入會銀義捐時日進支表》稱：“共進銀一千三百八十八元。支孫逸仙匯單通用銀二千元(五二算)，支孫逸仙自帶一百元，支附電信回上海電資二十元〇八毛?！?《革命文獻》第64輯，頁207)據(jù)學者陳明遠的研究，清末一標準銀元合2009年人民幣200元(《歷史上銀圓的購買力》，《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24期)。孫中山往上海打電報花了20.8美元，按1：0.52折算成標準銀元為40元，相當于2009年人民幣8000元！孫逸仙是廣東人，花這么多錢打電報到上海，究是為何？若是興中會總部設在上海，問題就渙然冰釋了。

孫中山在《有志竟成》中又說：“時適清兵屢敗，高麗既失，……清廷之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志宋躍如乃函促歸國，美洲之行因而中止?！?《孫中山全集》第六卷，頁230)宋躍如(宋耀如)上海來信，與支付“上海電資”相呼應;這封信，相當于上海總部給孫中山的指令。孫文接信之后改變行程，顯示他聽命于某個更高的權威。

據(jù)馮自由記述，1894年孫中山到上海找鄭觀應，“鄭……政見頗與總理吻合。職是之由，時總理復結識陳廷威、宋躍如二人”(《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頁13-14)。從“職是之由”一語，可知孫中山結識宋耀如是經(jīng)由鄭觀應介紹的。

鄭觀應浮出水面

1895年1月26日，孫中山回到香港;2月21日，香港興中會成立，但孫中山最重要的助手陳少白卻未出席。原來，陳少白受孫中山的委派，到上海專程找鄭觀應，而且住了近一個月。

陳少白回憶：“在正月十幾，又要我到上海來找鄭陶齋。當時還有一兩個人也找回去幫忙。我在上海差不多住了一個月，所找到的人，還有一個陳廷威，陳廷威是在水師學堂畢業(yè)，以前在小兵船當大副，這時適在賦閑，所以我就帶了他回來?！?《興中會革命史要》，《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陳少白稍后又說：“陳廷威幼習水師，甲午前曾充某軍艦大副，卸職閑居。甲午年在滬，由鄭官應介紹結識孫先生。乙未年，應召到香港，使入廣東內(nèi)地，聯(lián)絡綠林?！?《興中會革命史別錄》，《辛亥革命》第一冊，頁77)

鄭觀應推薦了曾任“廣乙”軍艦槍炮大副的陳廷威，由陳少白把他帶回廣州。此時找來個“槍炮大副”，不會是為了開農(nóng)學會;后來廣州起事，另有程璧光、程奎光兩個海軍軍官參與。顯然，鄭觀應對廣州舉事的內(nèi)情一清二楚。陳廷威跟鄭觀應交情很深。1894年8月，甲午戰(zhàn)爭剛開始，鄭觀應向盛宣懷推薦陳廷威;8月12日，陳廷威向盛宣懷遞交了一封求職信(《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甲午中日戰(zhàn)爭》，頁141)。8月14日，鄭再發(fā)一信，詢問“大副陳廷威，能用否”(《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輪船招商局》，頁553)過了三天，鄭又催促：“月初有‘廣乙’前大副陳廷威頗有膽略，極愿投效，已有稟求差使，不悉已邀尊鑒否。其人如何，詢李云龍便知詳細矣。”(同上，頁555)鄭觀應反復推薦，盛宣懷卻沒有回音，恐怕是通過李云龍了解到陳廷威人品極差。果不其然，廣州起義失敗，陳廷威成為第一個叛徒，受清廷委派負責“跟蹤緝辦”孫中山(陳錫祺：《同盟會成立前的孫中山》圖版“墨領密件”)。1898年戊戌政變后，陳廷威到北京找軍機大臣廖壽恒，自告奮勇要到日本緝捕康有為、孫文(謝俊美《營救維新志士的軍機大臣》一文所引廖壽恒日記)。

1894年初，孫中山計劃上書李鴻章。陳少白回憶：“孫先生到了上海，找著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官應(字陶齋)，托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系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里一見如故，就把它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辛亥革命》第一冊，頁29)

陳少白的說法，有掩蓋，也有“泄密”。孫中山到上海，不是“找著”鄭觀應，“碰到”王韜，這一切看起來像是事先安排好的。王韜曾上書太平天國，為此逃亡香港多年，鄭觀應偏要找一個有反清經(jīng)歷的人來見孫中山，雙方又“一見如故”，豈非早有默契？

《上李傅相書》“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的二十字綱領，借鑒自鄭觀應的《盛世危言》。這篇長文的重心落在最后三段，目的在于取得李鴻章的支持，申請“游歷泰西各國護照”，回國后組織農(nóng)學會，招集農(nóng)民墾荒。具體的項目，包括用新技術種桑養(yǎng)蠶、對土產(chǎn)罌粟進行深加工等。隱藏在這些表面文章背后的真正目的，似是以開發(fā)農(nóng)業(yè)為名，向海外華僑集資，組織興中會的海外分會，為日后舉事儲備資金和人才?？上Т舜伪鄙希龅街腥諞_突釀成甲午之戰(zhàn)，李鴻章無暇接見。孫中山等待無果，只好回滬，最終憑借鄭觀應為他在江海關弄到的一張護照(《興中會革命史要》)，到夏威夷去了。

鄭觀應絕非普通商人。1884年中法戰(zhàn)爭初起時，鄭觀應投筆從戎，入欽差大臣彭玉麟幕，充湘軍營務處;6月11日，鄭觀應潛往法占西貢刺探敵情，再轉(zhuǎn)往暹羅面見國王，希圖說動暹羅與中國夾攻法軍(見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鄭觀應此行雖未能達成“合縱抗暴”的目的，但可看出他為人“好奇計”，對軍事冒險活動極有興趣。

1895年2月初，當看出日軍有向北京進軍的趨勢時，鄭觀應寄密函給信盛宣懷，請盛氏“回籍仿西法創(chuàng)辦民團，以保護蘇松沿海一帶地方”(《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96)此說在當日可謂驚世駭俗，暗示在京城不保、清廷被徹底擊敗時，在江南地區(qū)另舉義兵，帶有將南方從滿清獨立出來的意味。

陸?zhàn)〇|是牽線人

孫中山和鄭觀應之間的密切關系是何時建立起來的？學界以往的研究，多上溯到1887-1892年香港學醫(yī)時期，但都未能還原具體的場景。夏東元、易惠莉從事鄭觀應研究數(shù)十年，成果豐碩，已將球帶到門前，尚欠最后一腳，至為可惜。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中自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按即興中會)。其黨有見于中國之政體不合于時勢之所趨，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括號中“按即興中會”5字，為1912年中文版譯者甘永龍所加，事后未見孫中山對此譯文提出修正的要求。)

英文原文為：“It was in Macau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璦nd I believed I was doing my best to further the interests of my country by joining it?！?中略)后來學界對Young China Party的譯法迭有爭議。鄒魯據(jù)此認為興中會于1892年在澳門成立;馮自由及其他學者則竭力加以否認。《孫中山全集》編者據(jù)多數(shù)學者認為興中會1894年才在檀香山成立的意見，斷定譯為“興中會”不妥當(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0頁下注)。筆者以為，《倫敦被難記》還記述了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后，被遣散的兵勇加入“Young China Party”之事，此時香港興中會已經(jīng)成立，足可證明“Young China Party”為興中會早期英文名稱。

我以為鄒魯?shù)慕庾x是對的，惟時間應是1893年。據(jù)夏東元《鄭觀應年譜長編》所載，鄭觀應以招商局幫辦身份，從1893年2月起，從上海攜招商局文案吳瀚濤巡查長江各分局;5月19日，接到其父鄭文瑞在澳門病逝的消息;5月22日，自漢口回粵奔喪。在澳門“守制”一段時間后，9月9日，與吳瀚濤一起經(jīng)香港回滬。又據(jù)《孫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1892年12月18日前到澳門行醫(yī)，1893年9月25日在《鏡海叢報》刊登《聲明告白》稱“本醫(yī)生有事晉省”赴廣州(《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61、65)。按當時航速估計，從漢口乘船到澳門應不超過一周時間，5月底可抵達。從1893年5月底至9月8日，孫、鄭二人同在澳門時間超過3個月，至少會面兩次。鄭觀應第三子鄭潤燊轉(zhuǎn)述乃父回憶：“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馀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頁348)

他在澳門受鄭觀應的感召，開始從事政治活動。鄭隨后將孫中山有關自種罌粟的建議，寫進了《盛世危言·農(nóng)功》篇中。此時坐在鄭觀應身邊的秘書吳瀚濤，是1895年廣州起義中預定的四大“統(tǒng)領”之一。(《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82)他們的會面，介紹人就是陸?zhàn)〇|。

1911年11月中旬，孫中山在《我的回憶》中說：“正當我在澳門為開業(yè)而奮斗，而我的奮斗又由于葡萄牙醫(y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一天晚上，有一個歲數(shù)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來訪，……那一晚我加入了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548)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在1897年、1911年兩次回憶此事時，用的是同一個詞“加入”(join)。也就是說，直到1911年武昌起義后，孫中山都不說自己創(chuàng)立了興中會。

陸?zhàn)〇|自上?；剜l(xiāng)以后，在順德杏壇投資經(jīng)營“興利蠶子公司”(丁身尊：《關于孫中山在順德縣創(chuàng)辦蠶子公司的調(diào)查材料》，《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3冊，頁240-241)，在順德大良開設綢緞莊(李伯新：《孫中山史跡憶訪錄》，頁90)，與孫氏所述“一個歲數(shù)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商人”吻合;此事發(fā)生的時間，是“由于葡萄牙醫(yī)生的歧視而四處碰壁的時候”，也即1893年夏秋之間?！澳且煌砦壹尤肓薡oung China Party”，即加入興中會，介紹人正是陸?zhàn)〇|。

據(jù)黃健敏所引陸燦手稿《陸?zhàn)〇|公事略》：“前滬寧鐵路總辦、旅滬邑人鄭陶齋欽仰其人，認為誼子”(《翠亨村》，文物出版社，頁214)?！罢J為誼子”一說，證明了鄭、陸兩家存在特殊關系。陸?zhàn)〇|在上海出生，到12歲父親去世后才回鄉(xiāng)，后又到上海電報學堂讀書，而鄭觀應曾任上海電報局總辦。陸?zhàn)〇|之嗣孫陸玉昆、陸玉良在《對〈革命第一烈士——陸?zhàn)〇|傳〉的幾點補正》中談到：“鄭陶齋與先曾祖父曉帆公在上海合資經(jīng)營生意。”(臺灣《近代中國》1989年第8期)

鄭觀應曾在《致梁綸卿道友書》(《鄭觀應集》下冊，頁35)中自言：“弟昔與閣下及陸曉帆兄同盟，善相勸，過相規(guī)。不幸曉帆已先逝世。自愧福薄多難，靡所成立。”陸曉帆即陸?zhàn)〇|之父。此函受主梁綸卿，是鄭觀應幾十年的老朋友。

1914年，鄭觀應立遺囑時，梁是唯一的“知見人”，即此可見交誼之厚。鄭、陸、梁三人“同盟”，陸氏早逝，故鄭以陸子皓東為“誼子”，且多有照拂，也在情理之中。鄭、孫的首次見面，由兼有鄭觀應“誼子”、孫中山“死黨”雙重身份的陸?zhàn)〇|引介，最為合適。正是有陸?zhàn)〇|的牽線和事先鋪墊，兩人才能一見面就談到政治改革甚至反清這樣敏感的大問題。

鄭觀應銷毀證據(jù)

在1894年初版的《盛世危言·農(nóng)功》篇中，赫然出現(xiàn)了這么一段話：“今吾邑孫翠溪西醫(yī)頗留心植物之理，曾于香山試種鶯粟……尚欲游學歐洲，講求新法，返國試辦?！蔽闹小拔嵋貙O翠溪西醫(yī)”，必是孫中山無疑。等到1895年鄭觀應修訂該書時，則改稱“今粵東有肄業(yè)西學者”。鄭氏用新的八個字換掉原來的八個字，用的是傳統(tǒng)刻書行業(yè)常用的“挖補”方法。顯然，鄭觀應要掩蓋他與孫中山非同尋常的關系。

鄭觀應若在1895年10月26日起義失敗以后刪改此文，毫不稀奇。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鄭觀應早在1895年5月前就已作了改動。當年4月20日，江蘇布政使鄧華熙派人將此版《盛世危言》抄寫后恭呈御覽，5月14日接到朱批：“知道了，書留覽?！惫饩w帝閱后命總理衙門刷印2000部，發(fā)給臣工閱讀。設若該書中赫然出現(xiàn)“吾邑孫翠溪”字樣，10月26日廣州事敗后鄭觀應必定難逃風險。事實上，10月26日之后并無告發(fā)之事發(fā)生。據(jù)此，似可作如下推論：在4月20日這一進呈本中，“吾邑孫翠溪”已被刪改?！妒⑹牢Ｑ浴愤M呈本現(xiàn)藏于故宮博物院，若能加以核對，真相不難大白。

1893年夏秋之間孫中山會見了回澳門奔喪的鄭觀應，加入了興中會(Young China Party)，冬初到廣州聯(lián)絡同志，召開了“抗風軒會議”;年底，孫中山按照與鄭觀應商定的計劃，起草《上李傅相書》;年底或1894年春，鄭觀應將孫中山有意往海外學習農(nóng)業(yè)技術、自種罌粟的設想寫進《盛世危言》中;1894年春，他到上海，經(jīng)鄭觀應介紹，認識了王韜、宋耀如、陳廷威，遂請王韜潤飾《上李傅相書》;鄭觀應致函盛宣懷，為孫大力吹噓，希望安排面見李鴻章，并申領出國考察農(nóng)業(yè)護照;李鴻章碰到中日在朝鮮的沖突，無暇也無心接見;孫中山回滬，鄭觀應為他向江海關領到護照前往檀香山，并安排將《上李傅相書》刊登在上海出版的《萬國公報》上。

在1895年初香港興中會成立前的重要關頭，孫中山派陳少白到上?！翱偛俊敝]見鄭觀應，商討下一步行動計劃。不久，鄧華熙將《盛世危言》進呈給光緒皇帝，獲得嘉許，鄭觀應因此燃起了和平改良的希望，決定與孫中山分道揚鑣，但他仍在5月份專程到香港，呆了一個月(見易惠莉《鄭觀應評傳》中冊，頁457頁下注)。兩人是否又在香港、廣州見面？迄未看到相關記載。

易惠莉早已注意到：“鄭觀應1895年5、6月份在廣東，對孫中山革命黨人準備廣州起義的活動不可能毫無所知，從當時何啟等在港中西方人士較深地涉及孫中山的起義活動看，再就此前孫中山與鄭觀應的關系看，革命黨人此時曾與鄭觀應有所聯(lián)系也不無可能?！?《鄭觀應評傳》，頁485)遺憾的是，易惠莉未能繼續(xù)深挖下去。

鄭觀應的重要書信，都收錄在《盛世危言后編》中，后來他自己曾反復加以刪改?？≡摃暮踩A閣書店老板馮廷襄1912年稱：“……此前已修改過三次，現(xiàn)因辛亥后形勢變化，還須再改?！?《鄭觀應年譜長編》，“編輯說明”)夏東元采訪過鄭觀應三子鄭潤燊后，在采訪札記中也稱：“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馀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別后有書信來往，但不多。說其父對孫中山有過資助，孫中山還留下借條。這些書信和借條，早就被其父燒毀了。”(《鄭觀應年譜長編》，頁384)恰恰是這些物證的被毀以及《盛世危言》的刪改，使得事情愈發(fā)撲朔迷離，難獲真解。

改良與革命，或許只有一紙只隔

綜上所述，筆者推導的結論或許令人驚訝：鄭觀應才是興中會的創(chuàng)始人;興中會在澳門創(chuàng)立，并將總部設在上海;但鄭觀應本人在1895年選擇退出;孫中山1893年在澳門加入了興中會，甲午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被上?？偛空倩販蕚渑e事，在鄭觀應退出后接過這面旗幟，走上激進革命之路。改良與革命之間并無鴻溝，或許只是一紙之隔。